抓住民族歌剧发展的新机遇（艺文观察）

　　在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历程中，《白毛女》是挺立潮头、在关键时刻引领艺术创作方向的作品。70多年前，由贺敬之等编剧、马可等作曲的“新歌剧”《白毛女》诞生。虽然从歌剧的外在样式和内在表现来看，《白毛女》都还是全新的探索与尝试，不少方面并不完善，但是，这部作品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厚的民族性，在取得广泛、深远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的标杆。

　　70多年后，同样是《白毛女》，又掀起了新时期中国民族歌剧创作演出的热潮。2015年，《白毛女》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巡演，所到之处反响热烈、一票难求，将人们的注意力再一次聚焦到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话题上来。

　　2017年，在总结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基础上，原文化部开始实施“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组建工程指导委员会，从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歌剧新作的选拔，对列入计划的创作进行重点扶持。自此，中国民族歌剧迎来新时期新发展的新机遇。

　　在不久前落幕的“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及优秀民族歌剧展演”中，列入2018年度“工程”的4部新剧和3部滚动剧目先后亮相首都舞台。

　　回顾“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其对剧目的扶持很大程度体现在展示平台的搭建。两年多来，全国先后有13部新创剧目入选“工程”。这些剧目虽然诞生的时间不算长，但演出频率相当高。在2017年底至2018年初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歌剧节上，有8部是2017年度“工程”的剧目。在2018年3月份北京举办的民族歌剧展演中，列入“工程”的9部剧目悉数登场。除了国家级的展示平台，列入“工程”的剧目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演出的机会有很多，加之媒体的大力度宣传，也使得这些新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相对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在演出实践中锻炼了演职队伍。一部新作品诞生之后，只有多演，才能发现问题、找出不足、不断修磨、力成精品。

　　分析两年来进入“工程”的13部剧目的情况，大致有三方面的体现。

　　一方面是创作选材的多样性。这13部剧目选材上是比较丰富的。有现实题材的《马向阳下乡记》《有爱才有家》《命运》《平凡的世界》；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松毛岭之恋》《沂蒙山》《英·雄》《青春之歌》；有人文历史及神话题材的《二泉》《盐神》《蔡文姬》《尘埃落定》《玛纳斯》。选材内容的多样化，不仅体现了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也给予不同艺术家各具特色的艺术追求以空间，对观众而言，也有了更多根据自身需求和审美习惯选择观赏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艺术水准逐步提升。“工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力量的集中。“工程”从初始就实行专家对口指导的举措，每部剧目至少都是“三审三改”，对于创作中出现的问题随时会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措施、方法。2017年进入“工程”的剧目有9部，2018年虽然只有4部，但是上一年度的3部作品被列入2018年“工程”的滚动扶持中，就是为了让已经相对成熟的作品能够精益求精，更上层楼。可见，“工程”经过一年的实践，步子逐渐趋稳，力求稳扎稳打，以确保每部作品的艺术成色。今年5月份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马向阳下乡记》《松毛岭之恋》《英·雄》三部作品同时入围本届参评剧目，角逐文华大奖，最终谁能“蟾宫折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三部剧均来自“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足见其成效。

　　还有就是对歌剧行业形成有效促动。两年间，先后有多部原创歌剧诞生并获得好评，如宁波演艺集团的《呦呦鹿鸣》，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楚庄王》，山东艺术学院的《檀香刑》，上海音乐学院的《日出》，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包青天》，广州大剧院的《马可·波罗》，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玉堂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画皮》，福建歌舞剧院的《与妻书》，上海歌剧院的《晨钟》，浙江歌舞剧院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郴州民族歌剧团的《陈家大屋》，衡阳歌舞剧院的《田垄之上》等。客观地说，中国歌剧业态的整体改观与“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不无关联。加之国家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也促进了各地政府和院团投入人、财、物搞创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比如，山东歌舞剧院的原创民族歌剧《沂蒙山》不仅列入“工程”，同时也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该院也趁着这双重的大好机遇，组建专业合唱团，补充队伍，完善编制，为今后本地歌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一做法确实值得很多在硬件上还欠账的地方院团借鉴。